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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来时，我刚刚下班，正是下午五点日近黄昏的时刻，然而空气中泛不起一丝凉风，世界呈现为静止状态。太阳散发着骇人听闻的余热，热气流自上而下蒸腾而出，扶摇直上，四周围着密不透风的墙，整个的厂区如同一口炭火将要燃烬时蒸汽聚集的大蒸笼，身在其中的人，汗水挂满了脸庞，裸露在外的身体像是刚出水的泥鳅。我仰起头看了看她，继而又低下了头，我想她此时的不期而至，定有事情，我在等她开口说话。我当时下身穿一条满是油渍的工作裤，上身赤裸，身子半屈在集体宿舍前的自来水管子边冲凉。裤子已被斑斑的油渍沾染的面目全非，掩去了它本来的颜色，它的本质是一种可爱的天蓝，这一点我现在可以肯定。
姐姐站在一边问我，明天你回不回去？明天是咱爹的生日。
在她提到父亲的生日时，我的心在一瞬间似乎产生过不能自抑的紧张，不过很快头脑里便一片茫然。我似乎遗忘了许多的事情，而记忆在此刻里重新获得。我将头埋得更低了一点，捧了几捧水狠狠地浇在自己的脸上。水从脸颊上滑落，在下颌处汇集，然后顺着脖子一路直下，使我的身体经历了短暂的清凉之后，重又退回到对清凉的渴望中。我多想在此刻里让一盆冷水从头淋漓到脚，好让自己获得一次彻底的清醒。忘记当初的许诺不用花费一丝的气力。
这一段时间以来，日子过的颠三倒四，我的生活几乎丧失了时间的观念，但这都不足以成为忘记父亲生日的借口，任何堂皇的理由都不能自圆其说。
农历的六月初三，是父亲的生日，我现在记起来了。我上次回家曾经对母亲许诺过，无论有什么事情我都会抽时间赶回去为父亲过生日。如果没有当初的许诺，我站着时或许可以心安理得，但现在许诺在即将兑现时则成为了不容推卸的责任。这一段时间以来，所考虑的事情竟然没有一件可以与父亲产生直接的联系。是不是父亲在我的心里是可有可无的呢？被我丢在角落里，不经别人的提醒我是想不起他来的。
不管怎样，这次我一定要回去，没有哪一次回家的念头像这一次来得这样突然，而又坚定异常。我是第一次要郑重其事的给父亲过生日，而我是父亲唯一的儿子。
我对姐姐说，明天我一早起来赶车，估计上午九点左右就到家了。
姐姐听完了我的话语，又到宿舍里坐了一会，瞅了瞅我住的地方，关心我似的问了点其它的事情，便要赶回去。起身要走时从随身的挎包里掏出钱要留给我，我也没看数目，便拒绝了。只要手里还有钱，不是狗急跳墙的境地，我不想接受她的施舍。她在这座城市的另一处地方工作，距离我并不远，然而我们并不经常见面，我借过几次她的钱，每次都是那种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的姿态，她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所以她看我的眼神都是异样的，我总不能拿脸当腚使。我们有各自的工作，各自的交往圈子，为互不关联的事情奔忙。她和姐夫两人之间感情不和，分居以后经济上各自独立，保留着有其名无其实的夫妻，离婚已是箭在弦上的事情。
我出门送了姐姐几步，姐姐走出一段距离之后又转过身对我说，不用送了，明天你回去什么东西也不用买，我什么东西都已经买好了。我就那么漠然地与她对视了一瞬间，仿佛被人牵着似的点了点头，面对一些正面无法回绝的事情，我已经习惯于如此敷衍。
我思前想后，想不出该给父亲买点什么？于是随意地想，到时候再说吧，在车站上看到合适的给父亲买点。这两年父亲因为身体的缘故，已经滴酒不沾，陪伴了三十几年的烟想戒却未能戒掉，除却这些父亲不曾热衷于什么。然而我想过，这两样东西我都不能买回去，烟对父亲身体健康有损害。母亲整天在他耳边絮絮叨叨的，也是要他把烟戒掉，如果我买烟回去，又难免引来母亲的埋怨。
看着姐姐走后留下的那一大段空落，我的心重又退回到了如初的平静中，只是在这时想起父亲，我的心里才产生了一点内疚。父亲两年以前在他出卖体力的建筑工地上突发心脏病，被人抬到医院里，保住了性命，自此身体却每况愈下。尽管我和姐姐已经早早地独立，这个家里也不需要父亲再负担什么，但父亲的身体状况一直以来却是家里人最担心的问题。
回到宿舍，我一个人坐在床前想了好久，天色渐暗，直到窗外灯火阑珊。晚上伙计们像往常一样结伴出去玩，拉我一起去，一副生拖硬拽的架势。我回绝道，不去了，我明天要早点回去，想早点睡。他们站在那里嘻嘻哈哈贫嘴了一阵子，互相揣测我是不是回家相媳妇。嘴里说，回来别忘捎喜糖！我尴尬地笑了笑，他们又坐了会儿，然后便吆五喝六的扬长而去。送走了他们，我早早地爬上床，却怎么也睡不着。我是第一次想起了那么多与父亲有关的记忆，发现那些感情都那么重，相互纠葛，让人一时之间难以理顺。是不是一切内在的感情，都要用外在的形式表现出来呢？然后在旁观者的评价里，这就是孝。我知道父亲并不是一个过于注重形式的人，只要我能回去，他一定会高兴，尽管嘴上不说。
曾经有一段时间里，父亲的病情加重，再次地住进了医院，陪伴在他身旁的只有母亲一个人。母亲对他隐瞒了医院开的化验单，母亲是最了解父亲病情的人，面对我们母亲每次提到父亲的病情，都是一副垂泪的样子，我知道这些都意味着什么？在他病重的那几天里，他或许自以为是的预感到了什么，嘴里一直念叨着我的名字。在父亲传统的思想里，他最后一定要见到自己的儿子，他最后要留下的话也一定是要留给自己的儿子。而正是那一次我接到母亲的电话，心急火燎地赶回去，坐在车里控制不住眼泪肆意流淌时，我才感到我常常遗忘，需要别人提醒我才记起的父亲，对我有多重要。
那一次回去是柳絮纷飞，梧桐花开的暮春时节，转眼间两个月又过去了，现在已是蝉声阵阵的盛夏，时间回首间又是匆匆了。
父亲曾絮絮叨叨地说过许多的话，记忆中那是他在我面前话说得最多的一次，他念及的是家里房屋的事情。原先的三间正房，再接上两间，我明白他的用意，他一直放心不下的便是我的婚事。她以为儿子在成婚之后便可以过上安稳的日子，免去他的牵挂，他一再努力的创造儿子成婚的条件，门口里摞着盖房的砖，村南有十几年以前早就种下的树，那都是很好的木料。在我将要成婚的年纪上，他的身体却成了这副样子，再不能为我增添一砖一瓦，他心中的懊恼是不言而喻的。
我听着他讲话，却不知如何回答会使他心安，我也逐渐变得沉默了，讨厌了那些矫揉造作的花言巧语，不知若干年后会不会像父亲一样令人感觉沉闷？那是我们父子二十几年，我第一次平心静气地听他讲那么多话。
为了赶五点四十分的第一趟早班车，破例起了个大早，本想图个清闲，可等到车后，往车里一瞧，一切与我想象的截然相反，像我一样自作聪明的人挤了满满一车。那个五短身材的乘务员，一只手把着车门，一只手挥舞着，如同一只被激怒了的独角蟹。他脸上绽开的笑容，让人一眼就能联想到陷阱之类的东西。他充满挑逗的向我喊，上来吧，上来吧，里面很宽敞的。本来心里产生过动摇的，想接就下一班车，但又一想，谁又敢保证下一班车不会拥挤呢？为了早一点赶回去，对于将要到来的事情不可确知，便响应了那个饶舌的乘务员的招应，犹豫地挤进了原本就已拥挤的车厢，为这超载的车辆再添六十公斤重的砝码。车上各色人等拥挤在一起，此刻不分贵贱，如今一起沦为了叠放在一起的货物。各种气味窜入鼻孔，粘腻的带有某种物质发酵腐败的汗臭味，轻浮的廉价香水味，使人能打喷嚏的洗发水味，最后连最灵敏的嗅觉也莫辨东西了。
僵直的站立，目光平视，不能活动，身体连半点伸展的余地都没有，我愤怒，却觉得这冲动没来由。尽管所有的车窗都敞开着，但仅靠汽车行驶带起的这丁点自然风，于事无补，让人感觉不到丝毫的凉爽。心里一直盼望的是车快到站，不能低头俯视，看不清车窗外刹那而逝的一切。车过了两站，有乘客下车，然后又有乘客上车，车里反倒变得更加拥挤，于是身处其中的人都是一副欲怒的表情，牢骚满腹的声音响了一车，乘务员和司机则全成了聋子。
又行了一段路程，大约地过了几站，下了几拨人之后，车里的拥挤才缓解下来，于是所有的人都不禁长舒了一口气，喜形于色的表情如同十月怀胎一朝临产。刚扭了扭僵硬的脖子，便听“当啷”一声脆响。乘务员擎起脖子，像一只探出壳的乌龟，惊声问，什么？什么？一壮年男子满是歉意的声音回应道，杯，杯子掉了。忍不住四处打量，才看清，原来是一民工师傅肩上的花布包在拥挤中被扯破了，快餐杯和匙子掉在车上，弄得人心惶惶。
身体在获得宽松的环境之后，思考的波澜重又翻腾。如果不是因为父亲的生日，这次回家将与以往任何一次没有过多的区别。在外打工的这四五年的时间里，每次回家，短暂的停留，然后又离去，热情早已在这来回往复的旅途中消磨的所剩无几。这几年来自于家庭和生活中的一些变故，使我原初那些空中楼阁式的理想，早已不值一提。也许我的骨子里就适合过那种了无责任的生活。从这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一直幻想过上舒适的生活，如同夏末春至，不断往复的候鸟，可最后发现，束缚我的是思想，这在我活着的时候终究逃不脱。
这行程中要转两次车，公交车到站以后，再经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旅途劳顿到达我们的县城，再经半小时的颠簸，就是我们的村庄了。在我原先的预想里，三个钟头的时间便已足够，从蜂拥的人群里挤下来的时候，我想起要给父亲买点什么，这一切都是事先所想的事情，但却没有决定下来。车站旁边小型超市门口露天或架子上摆放的水果很是惹人眼，桃子。杏子。菠萝。荔枝。香瓜。西瓜，黄红青绿，南北汇集，在同一块舞台上搔首弄姿。它们鲜亮的外表吸引了我，我站在它们的对面徘徊了一会儿，又摇摇头走开了。父亲的牙齿已经过早地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牙床，顿顿吃泡饭，又怎么能嚼得动这些牙尖嘴利的人享用的东西呢？
我在车站旁边的小超市里停留了有十几分钟，向那个大舌头的南方人打听了六七种商品的价格。其间我还向他征询，给自己的父亲过生日该买点什么好呢？这方面我确实有点拿不定主意，我不是一个善于对自己的事情做主的人。他为我参谋着，然后又反问我，你父亲喜欢点什么呢？我竟然一时语塞。他看我优柔寡断的样子，向我推荐道，你拿箱金六福吧，这个买的人很多。我说，可是我的父亲戒酒了。他又故作其事地为我介绍了几种外包装很华丽的滋补品。我感到厌倦，这些华而不实，而又奢侈的东西并不适合父亲。最后买了两包皇室麦片，在南方人满是失望和嘲弄的眼神里黯然离去。
我不知所措地走出车站，站在街边，感到心情沮丧，我找不到适合父亲的东西，我找不到适合自己的东西，我囊中羞涩，形容落魄，却妄图充阔。对面的汉槐树下有个身体臃肿的中年妇女在卖粽子，刚出锅的粽子热气腾腾，她的脸被蒸汽笼罩显得模糊不清，但她朴素的衣饰使我想起了家乡那些朴实的女人。我走过去买了她二十个粽子，她很感激我，对我很热情。她卖的粽子，也像她的人一样，外表朴实，但很有分量，这我能感觉的出来。我想父亲会喜欢。又称了二斤父亲平时最喜欢吃的熟猪肝，凑齐了这几样东西，心里才稍稍感到踏实了一点。
坐到车里以后，自己在想，这些东西不会看起来太轻吧。
那是辆灰头土脸的中巴车，我坐在车里的最后一排座位上，面向临车的窗子，注视着车窗外如蚁般川流不息的人群，对着那些不时走上前来用夸张的表情向我推销报刊。饮料。黄色影碟的人挥挥手表示拒绝。车里还没有完全坐满人，显得空空落落，司机在吸着烟，悠然自得地玩着吐烟圈的游戏。那些可爱的烟雾汇聚的圈儿经过他的嘴唇制造出来，脱离他的嘴唇之后又顺次地飘散而去，弥漫为青色的烟霭，一切都停留在有条不紊的等待中。
我问乘务员，这车几点开？那个穿着粉色短袖小褂，留着齐耳短发，身体灵巧的小姑娘一转脸眨巴着一双眼睫毛特长的大眼，用那种让我感到亲切的乡音说，七点半，再等十分钟。我向她表示感谢地微笑，她归还我的微笑使人心情愉悦。嘴角自然地向上翘起，一边一个酒窝儿。
在我前排的座位上，坐着一位年轻的父亲。他看起来有三十几岁，穿着深青色的真丝t恤衫，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幅轻巧的金丝眼镜。他年约三四岁的儿子骑在他向外伸展开的一条大腿上，两只小手用劲地抓住他的一条胳膊努力地攀爬着。父亲的脸上挂着轻微的笑容，奴着嘴，发出响亮的有节律的呱哒声，逗引得淘气的小男孩咯咯地笑个不停。这是一对幸福的父子，在小男孩的眼里爸爸一定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眼前的画面使我感到温暖，我和父亲也曾玩过这样的游戏，不过太遥远了，现在我都快有点记不起来了。
在我沉浸在眼前的画面中，对一些遥远的记忆若即若离的时刻里，售票员检票打断了我渐次回想起的一些事情。我茫然若失的脸对应着他麻木的表情，他突兀伸出的手，使我下意识地摸索口袋。又上了几个人后，车便开了，我眼前的游戏已不复存在，小男孩此刻正倚在父亲的怀里，嘴里衔着吸管喝橙汁。
我这一路上要经过许多的山，确切的说应该是丘陵，它们缓缓起伏，随着汽车的行驶在前方的视线里摇曳，被大片的绿色覆盖。庄稼生长在低洼处的腹地里，旱涝不饱，基本靠天吃饭。这一路上困顿的感觉时时地袭扰着我，但我并不想就此睡去，我想再次亲历一下我早已熟悉了的一切，尽管我熟悉那些起伏弯曲，如同熟悉村庄的每一座房舍。我在猜测，它们在不同的时候，会不会展露处另一番别样的景致呢？
我坐在自家的老式圈倚上时，是上午九点半左右的时光，外面白花花的阳光透过院子里那几棵梧桐树的叶隙漏进来，大部分被阻挡，少部分漫进屋里，头顶的吊扇一直呼呼地转个不停，依旧汗流浃背。那把椅子因为岁月长久的压迫已经开始松动，在我的屁股底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此刻回想我一路上想过的那些事情，如同刚从雾里钻出来转身回望，过往的一切已模糊不清，和许多隔年往事重又混为一谈。父亲坐在床沿边眼窝深陷，表情平静的望着他风尘仆仆的儿子，他的样子看上去比我上次回来时更加消瘦了。我喝着母亲刚刚冲好的苦艾茶，吃一口刚切开的西瓜，在此之前没有说一句祝福的话，我有点开不了口。我五岁的外甥在我的身边转来转去，像只小狗似的哼哼唧唧的在喊热，我丢给他一元钢崩他便蹦跳着买雪糕去了。一元钱可以买两支雪糕，让他凉快凉快。
我望着父亲瘦削的脸说，最近一段时间感觉好些了吧？父亲说，比前些日子好多了。母亲微微的叹息声，拆穿了父亲的谎言。他说这些话不知是在宽慰我，还是安慰自己？我问，一直吃着药吧？母亲说，不敢间断，前段时间到张荣祥那里拿的药，药钱现在都还没给他。我感到为难，我手里还有三百来块钱，这怎么能够！只能希望姐姐回来拿点钱，把前段时间的药钱打发掉。我感到心情郁闷，想到外面透透气。我对母亲说，我到外面走走。说完话，便转身出了门。母亲在身后说，你不要走远，你的几个姑姑已经商量好一起来给你爹过生日，大概一会就到了。我说，我到村东的树林走走。
那片树林，在我的记忆中已经存在了好多年，那里只种了两种树，白杨树和槐树，大部分都已成材，枝繁叶茂，是消暑的好地方。我们家的树也在那里，那里生长着父亲的愿望。我的童年，一直到十四岁到镇上初中寄读，夏季可做的事情便是到这里挖蝉蛹，攒多了卖掉或者给父亲做酒肴。那时我的父亲有的是力气，白天跟着农村的建筑队干零活，晚上喜欢坐在自家的院子里纳凉，喝二两串香白酒。我们父子情深，我喜欢看父亲喝酒时的样子，小口小口的咂，不太去夹桌子上的菜，不一会儿脸上就红了。我在这里茫然若失地走了一会儿，满天的蝉鸣如网一样将我笼罩，没有挖到期望中的蝉蛹，这些泥土已经失去了当初令我兴奋的感觉。在树上捡了几个蝉蜕，因为想着母亲的话，便早早地赶回去了。
未成家的我，在几个姑姑的眼里还是个小孩子，他们唤着我的乳名，关心地问这问哪，在外的工作，有没有谈对象？这些我都不好回答，便用含糊的话语搪塞他们，所幸他们并没有追问到底。我的几个表哥坐在一边喝茶，他们都已经成家，拥有着成年人的世故。屋子里一下坐了这么多人，一年难得见几次面，所以气氛很热烈。姐姐回来得比我晚了有一个钟头，手里大包小包提着，在客人面前很露脸。我的小外甥本来就是个人来疯，见了妈妈后便到包里翻找好吃的，被姐姐照准屁股扇了两巴掌，鼓嘟着小嘴老实了。
母亲正在灶间里忙着炒菜，从油烟里钻出来招唤我说，你去叫叫你大爷和你叔，请他们过来喝酒。
我们这个家族，在我们村里是首屈一指的，这不仅体现在人数的优势上，我二大爷和三大爷以前都是村委里的人物，我二大爷还当过村长，掌握实权，现在他们都在安度晚年，我父亲在他们四兄弟里排行最末，如果不是因为那次心脏病突发，这回也许正顶着炎炎烈日出卖体力。再加上我的一个堂叔和两个堂伯，我父亲的这个生日定然不会过的冷清。他们都清楚父亲的身体状况，所以在我叫过之后也都很赏脸，答应得很爽快。
中午男客女客满满坐了两桌，父亲因为不能饮酒的缘故，推托身体不舒服，早早退到里屋去了。我是个不会劝酒的人，既然父亲的生日他们赏脸能来，我当然希望我的长辈们都能喝好。我给他们一一地斟满了酒，白酒啤酒这个随他们的兴，我端起杯子地手却在抖动，我不知道在这当儿该说些什么样的话语，只是在等待他们能像我一样坦坦然然地端起杯子。表哥在旁边提醒我，你要挨个敬酒。这个我以前不懂，或者曾经懂过现在忘了，我明白过来，先双手给堂伯端起杯子，然后又端起自己的杯子，说了声，大爷您喝酒。然后一仰头，自己先干为敬。大爷喝过酒之后，桌上的气氛才活跃开来，我也不再紧张了。他们各自地说着话，我父亲的生日给了他们聚在一起闲聊的机会，这倒掩盖了我找不到话题的尴尬。
等挨个敬过这些长辈叔伯们两杯酒之后，我的头脑里已灌满了醉意，身体如同将要乘风而去，他们再说些什么对我已不再重要，为了他们能喝得尽兴，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全力。此刻里我只是感到晕，想到床上躺下来，或者找把椅子靠一靠，屈蹲在马扎上感到腹内空空，喝下去的酒如翻江倒海。我努力控制自己，我不能如此懒散，今天是父亲的生日，我要让这些人吃好喝好，心满意足的离去，但终是不能，我无法左右自己的身体。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夜里，头隐隐的痛，口干舌燥，顺身起床到外屋找水喝。父亲和母亲都还没有睡，父亲倚在床上，眉头紧锁，捂着胸口，脸上淌下大颗大颗的汗珠，上身的背心都已经溻透。母亲坐在旁边擎着蒲扇替父亲扇凉。
眼前的情景使我不知所措。我问，怎么了？母亲说，你爹胸口闷得慌。我又问，常这样吗？母亲说，好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这样子，白天还好好的，每到夜里这个时候就胸口发闷，淌虚汗。我转过脸，看了看墙上的表，时针指在十点上。我问，吃过药了吗？母亲说，吃过了，不起作用，前段时间请风水先生看过，说是怪咱房子周围动过土。我愤愤地说，怎么能相信这些。母亲没有反驳我，她有自己的念想，而且颇为固执，这个我无发阻止。母亲继续叨叨地说，过段时间请人来上上供，说道说道，兴许能好些。这些事情我不能责怪母亲，我长久的坐在椅子上，不能替父亲分担什么。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母亲说，你回去睡吧。我站起身来，看了看处在痛苦中的父亲，他的脸色在灯影下如一张黄裱纸。母亲问，你明天走吗？我也不知道自己在那会儿竟那么果断地说，明天一早。喝了点凉汤之后，回到里屋，没有开灯，躺在黑暗里有种泪要流下来的感觉。我现在对一切都感到无能为力，我能为父亲做些什么，只是在一边无助地看父亲遭受痛苦的煎熬。我无法确知将来怎样，我总是自我安慰地想，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父亲并不完全赞同我所选择的文字道路，在一个以勤劳为荣的农民的认识里，任何脱离了实际的追求，都会被讥讽为异想天开。在外打工的这几年时间里，有那么几次我曾经试着给父亲写信，许多事情在电话中过于繁琐不便言说，但在辗转的更换工作中，原先的预想却一次次的搁浅了。我知道他所不能理解我，正如我所不能理解他一样，我们都无法平静地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极度消沉，我觉得自己无法胜任任何的事情，父亲并不能知道一旦脱离了文字，我的生活会陷入到恐惧中，文字是我跌落悬崖抓住地唯一的救命稻草，我不得不借助这一丝的希望努力地攀爬。
第二天走时，我给母亲留下三百块钱，这是我的全部所有，再不能多。但我希望明年的明年一直能给父亲过生日，无论路途有多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