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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人体内流的是“荣誉”美国人体内流的是“自由”日本人体内流的是“尊严”德国人体内流的是“自豪”以色列人体内流的是“强悍”韩国人体内流的是“情绪”中国人体内流的是“活着的欲望”为了活着，可以当叛徒，当汉奸，当虫豸。
——笔者大地狮吼
中国先秦思想家老子在道德经第六十五章中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多智。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这句话被中国历代统治者奉为治国纲领，以此作为“愚民政策”的有力依据。所以，数千年来，中国的黎民百姓在历史真相面前，一直被蒙住眼睛，备受欺瞒，并在四面漆黑的历史“铁屋”中，受尽奴役和残害。正如当代良知作家摩罗在耻辱者手记中所述：“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不是什么生活史，实际上就是死亡史，是屠杀史。中国近二百年来的历史，更是中华民族苦难最为密集的一段历史。”
老子思想本是一套完整的政治哲学，一以贯之，对之不可断章取义。在老子说“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这句话之前，还有一句话尤其重要，历代统治者却对之关注太少。这句话之前，道德经第三章中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圣人治国，就在于空虚老百姓的心智，削弱他们的意志，以免“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可也绝不能忘记要“实其腹”“强其骨”充实老百姓的肚子，增强他们的体格。可大多数统治者对老百姓，却只做到了“虚其心”“弱其志”做不到“实其腹”“强其骨”吃饱了饭，而保持头脑空虚，百依百顺，对老百姓来说还算容易，因为中国老百姓历来以懒著称，只要能活着，就不愿有所抗争。可饿着肚子，还要逆来顺受，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就多少有些困难了。“将以愚之”的目的本是为了阻止暴民、刁民的产生，结果却成了桎梏老百姓的思想枷锁，性质完全变了。
而且，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九章中曾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大多数统治者仅把此作为口头上的一句空话，愚弄百姓，收买人心，但却不折不扣贯彻“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的方略。再加上孔子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类的话语，由此，几千年来，老子、孔子等圣人的思想，被断章取义得曲解，变成了一些统治者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的思想工具。
“愚民之术”在中国的历史大环境下，有其绝对的必要性。在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中，皇权高高在上，毫无制衡力量，这种政治环境可把人性中的各类邪恶之苗无限滋养，无限放大。当人们攻击弗洛伊德所揭示的人性过于丑陋，过于恶心，过于没有道德底线之时，放眼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就会见怪不怪了。中国的历史记录为佛洛依德的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乱伦，弑父，杀妻，灭子，铲兄这让自然界中最邪恶、最残忍的禽兽也会自叹弗如。为了持续骄奢淫逸、为所欲为的皇权生活，让老百姓坐稳奴隶，统治者就不得不实行“愚民之术”设法掩盖其滔天罪恶。
中国“愚民之术”的首要方法就是把帝王神化。具有中国特色的是，中国人虽然历来宣称“无神论”把神虚无化，可却喜欢硬生生把帝王给神化。通过“君权神授”的编造和渲染，帝王便成了“天子”——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故号为天子者。所以，帝王理当受万民敬仰，其铁桶江山乃是顺承天意，万世不变。
中国古籍中记载，商的始祖“契”乃是“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汉高祖刘邦之母“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交龙于上，已而有娠”可见，刘邦乃“龙之子”同其父没有血缘关系；前赵君主刘聪之母“梦日入怀”乃生刘聪；北齐后主高伟之母“梦于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南朝梁武帝萧衍之母“尝梦抱日，已而有娠”；隋文帝杨坚出生时，则是“紫气充庭”；宋太祖赵匡胤出生时，则是“赤光绕室”；明太祖朱元璋出生时，则是“红光满室”
这种幼稚的神化论，在太平盛世，当老百姓可以“实其腹”“强其骨”之时，倒是有其生存的空间。可当王朝没落，帝国大厦将倾之际，神化论就会败露出其虚伪的面目。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下，老百姓才不管帝王是否“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在冷兵器时代，他们拿起长矛大刀，锄头镰刀，满腔怒火推翻统治者的政权，甚至以相当残忍的手段杀死统治者。
可任何一个王朝在即将灭亡之前，统治者绝不会说：我们的朝代快要完了。愚民之术依旧在惯性进行着，官方舆论呈现出一片升平气象。统治者为了继续其奢侈堕落的生活，到最后，不但愚民，而且愚己。蒙着眼睛、堵着耳朵，说着混话，不愿面对残酷的现实，仿佛鸵鸟埋沙。像清王朝，在其寿命的苟延残喘期，慈禧太后照例挪用海军经费以祝寿，向老百姓展现出一派万寿无疆的景象，从而致使甲午战争失败，中国被迫割地赔款，削弱了自身力量，养肥了侵略者，为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打下了伏笔。
中国历代统治者实施“愚民之术”的工具就是毫无骨气的粉饰文人，而这种文人，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向来不缺货。正如梁启超曾指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心态：“自己被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动后人的奴隶根性而已。”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也曾说过：封建专制其实是知识分子的文化专制。所以，在中国软骨文人所积累出来的酱缸文化中，中国百姓变得如家畜一般，几乎没有反抗的韧性，听任统治者的生杀予夺。这也就形成了鲁迅所说的情况：中国只有两个时代，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林语堂曾用戏谑的说法描述了中国的社会：中国社会只有两种阶级，踢人家屁股者，及预备屁股给人家踢者。在生命的走向上，中国老百姓只有两个选择：不得好死和不得好活。当然，中国文人毫无风骨可言，不能全部怪他们。毕竟文人们手无寸铁，力难缚鸡，受制于统治者。统治者对付文人的方法就一句话：不听话，不给饭吃。这句话很管用，大多数文人遇到统治者，仿佛妓女遇到嫖客，只能任其摆布，毫无反抗余地。
在当今时代“愚民之术”尤胜前朝，已经升级到“愚民于无形之中”的高度。统治者不但让你呆在猪圈里，还让你浑然不觉，洋洋得意，这就是登峰造极的愚民之术。钱钟书先生的著作中引用了大量中外典籍，把上帝、君王、最高统治者的统治术比喻为：伏鼠、窃贼、夜行人、神出者、鬼没者、红云掩其面者、潜藏者、深居简出者、处于阴暗角落的伺机者、藏刀匿器者然而，史书和报纸上全都堂而皇之地写着：太阳、旗手、拯救者、诗人、思想家、先驱者、父亲、舵手、万寿无疆者。在一言堂的舆论趋势下，在媒体软性力量的侵蚀下，再肮脏的面目也会被美化成令人敬仰的偶像。
清末顺民
除“愚民之术”外，中国统治者还擅长“阉民之术”这其中包括肉体和精神的双重阉割。
“太监”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特征，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的说法，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它在中国文化传承中经历了近3000年，历史自然比西方悠久。阉割术，虽非中国独有的活儿，却属中国最擅长这玩意儿。可以说，中国太监制度产生之早、延续之久、影响之大，在世界上都属独一无二。
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时就有阉人，但那个时候还不成大气候。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刑罚开始加重，泛滥。此时，全国竟有超过七十万人被处以宫刑。皇宫里自然呆不下这些阉人，所以，绝大多数阉人变成了做苦力的刑徒，修万里长城，筑骊山，建阿房宫。
在秦王朝这七十万阉人中，其中不乏作奸犯科、为非作歹者，但也必有对社会制度不满，提出改良思想，或者做出改良措施的勇者。可一个集权专制的国家，怎能容忍有血性的人有生存空间？通过野蛮的阉割，中国的勇者大多就绝种了。而且，为了赶尽杀绝有血性的人，集权国家的统治者除了阉割，还有囚禁。像西汉王朝初期，长安人口不过五十万，却有十六七万囚犯。换句话说，十个人之中，就有三个人坐牢，这其中埋藏着多少悲剧和冤屈，自是不得而知了。西汉王朝初期，可算是太平盛世。太平盛世，尚且如此，战乱时代，更无从设想了。
“太监”制度发展到登峰造极之时，让后代阅史者在惊叹不已，悲愤难当之时，却又忍俊不禁，嗤笑中国历史文化的另类特色。公元十世纪，正逢五胡乱华十六国时期，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史称南汉。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于主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怅，更下了一纸文书：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是进士出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方能当官。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
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白宫却是忍一时之痛，换取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构记载：“南海产净身男九百六十余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明朝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设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
这真可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阉割他人者，制定了奇怪的治国方略，把“阉割制度”合理化，并普及到匹夫匹妇的观念之中；被人阉割者，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阉割制度”的合理性，并争相响应这种制度，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悲剧景象。可以说，阉割侵蚀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机体的一部分时，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中国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从广义上来说，中国的黎民百姓遭受到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阉割，更有思想上的阉割。秦王朝的焚书坑儒，就是一次典型的思想阉割。通过消灭思想的载体，从而达到阉割人民思想，控制人民头脑的目的。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上的齐放百花，在焚书坑儒中凋谢将尽。到了汉王朝，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保留百花中“儒家”一支独秀，其他的花朵都被砍杀了。王朝更迭，江河日下，人民的思想被控制在越来越狭小的空间内。到了隋朝，渐渐出现的科举制度，把天下的思想人士聚拢到皇帝一人的脚下，任其驱使。再到后来的八股文，把人民的思想牢牢控制在一个固定僵化的模子里，从而生产成千上万的“知识太监”毫无独立思想和人格，听任统治者的驱使，以笔为刀，杀人、毒人于无形之中。
通过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的不懈努力，人民的思想遭到了彻底的阉割和整齐的规范，很难有越轨的可能性。清朝思想家龚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五中曾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读书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整个中国，遭到统治者阉割思想的摧残后，已经变成了一个病梅馆，畸人馆。
试想，在这种肉体和精神的双重阉割下，中国人怎能还有血性呢？
可中国人绝不是向来就没有种，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许多感人肺腑的豪侠事迹，像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要离等人，无不是可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壮士。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中也大量列举了中国古人的勇猛与豪情，以激励其时代的同胞们在内忧外患中要挺起胸膛，不屈奋争。可早年人类的这些动人品质，如今已花果飘零、消磨殆尽、无有承继了。
“愚民之术”加上“阉民之术”造就了一批逆来顺受、不知抗争的可怜中国人。在中国近代历史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战争杀伐中，中国老百姓引颈就戮，遭受屠杀的惨状，真让人痛心不已，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怒其不幸好。在旅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中，中国人面对屠刀，仿佛受宰割的羔羊一般，丝毫不做反抗。侵略中国的日本老兵东史郎在其日记中记载南京大屠杀的场景：七千名俘虏聚集在两片栓在枯枝上作为投降旗帜用的破白布下，排成四队，衣衫褴褛，脸上带着愚昧的表情，像一群无知的羊。当东史郎得知两个连的日军要分批处死两个营的中国俘虏时，他想：如果他们决定站起来反抗，那日本部队就彻底完了。这些记录明显说明：中国有血性的男人都死绝种了。鲁迅说中国人如家畜，如绵羊，其评价真可谓有先见之明，且一针见效。鲁迅于1936年去世，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印证了他的评价。无论是公羊，还是母羊，在被杀的时候，很难会想到攻击。中国人的个性几乎与羔羊雷同。张纯如女士的被遗忘的大屠杀——南京暴行中记载，扬子江畔，一轮中国人被砍头，下一轮处理尸体，处理完后接着被砍头，再下一轮处理尸体，仿佛演一幕很默契的哑剧；男人看着自己的女人被强奸，孩子被挑插在刺刀上，丢进开水锅里，孕妇被剖腹杀死，全都默然无语。但怀崽的绵羊，由于母性使然，会攻击他物，书中记录了很多怀孕女性和日本兵厮打的故事
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功效，就在于让有血性的人变成没血性的人，让勇敢的人变成懦弱的人，让有种的人变成孬种的人。同处亚洲，对比日本人和韩国人，中国人显得老态龙钟，生气殆尽，早已没有了血气方刚的豪气，伸张正义的侠骨；同地球上其他种族的人比较，中国人更显得孱弱无力，不堪一击。所以，在我的处女作小说大地狮吼中，我写下了一段我不想写，却不得不写出的话语：
斯巴达人体内流的是“荣誉”美国人体内流的是“自由”日本人体内流的是“尊严”德国人体内流的是“自豪”以色列人体内流的是“强悍”韩国人体内流的是“情绪”中国人体内流的是“活着的欲望”为了活着，可以当叛徒，当汉奸，当虫豸。
期盼中国全体同胞早点过上“尊严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