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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美国展望周报(the outlook)总编辑阿博特(lyman abbott)发表了一部自传，其第一篇里记他的父亲的谈话，说：“自古以来，凡哲学上和神学上的争论，十分之九都只是名词上的争论。”阿博特在这句话的后面加上一句评论，他说：“我父亲的话是不错的。但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他老人家的算术还有点小错。其实剩下的那十分之一，也还只是名词上的争论。”
——胡适（中国近代思想家）
15世纪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学者瓦拉在辩证法的争论一书中说，哲学家的争论很多都是语言上的纠缠，语法和修辞可以解决这些困难，他的目标是，拿古典拉丁文的用法来简化逻辑，用修辞手段代替呆板的演绎程式。他把雄辩术称为“万事万物的皇后”并要“举起雄辩术之剑——至高的皇后之剑，反对哲学家的偷偷摸摸的剽窃，处治他们的罪行。雄辩家可以更清楚、更严肃、更优雅地说明含混的、可怜的、贫乏的哲学家所要说明的问题”
西方的“哲学”从词源“philosophia”上说，即“爱智慧”哲学的宗旨在于探讨人类的智慧。智慧仿佛一座挺立的高山，众多哲学家站在山前，对此高山进行描述，由于基点和角度不同，哲学家们所描述的“智慧”这座大山自然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于是，智慧所呈现出的外相便多种多样。但是，智慧之山只有一座，智慧的本质只有一个。这种本质被众说纷纭的言辞层层包裹，有被淹没真相的危险，于是，像瓦拉这样的思想家，便想拨开混乱言辞的云雾，探寻智慧的真相。瓦拉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历史文献的真伪考究上做出了巨大贡献，想必他读过哲学史上许多思想论述，看到一些所谓的哲学家在名词争论上互相较劲，毫无实际意义，所以，他才想“举起雄辩术之剑”阻止哲学家在言辞上的精力内耗，理清哲学上的名词争论，用一种“更清楚、更严肃、更优雅”的语言来说清哲学所要谈论的问题，把智慧真相呈现出来。
自古以来，哲学家们很喜欢在名词上争论不休，往往忘记了哲学旨在探究智慧的原意。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柏拉图在菲多篇里讲了一个神话。传说在古埃及，托特神发明了几何、代数、天文学和文字，把它们送给国王，国王只收下三门知识，却拒绝了文字。因为文字是任意的、无生命的符号，构成了对知识的威胁。按照柏拉图的解释，知识是灵魂的回忆，文字使得记忆力退化，使回忆退化为简单的模仿和重复，文字是蛊惑心灵的危险毒药。正是由于柏拉图所认为的“蛊惑心灵的危险毒药”即文字的出现，助长了哲学上的名词争论，使之突破了时间的局限，延续给后人，让后代的哲学分支立派，彼此互相攻击。有时，因为哲学上的门户之见，由名词的争论会演变为血腥的争斗。像西方思想史上，亚里斯多德哲学的捍卫者，为了维护他们所赞同的哲学观点，会阻止任何人宣扬超越亚里斯多德哲学的思想言论，导致亚里斯多德哲学中的很多违背常理的论断统治了西方人的头脑近两千年。基督教哲学的捍卫者，为了维护基督教思想的权威，大量草菅人命，随意处死有异教思想的人，甚至不惜发动十字军东征等百年战争，极大地劳民伤财，阻碍人类文明的进步在哲学思想的领域里，人类耗力于各种名词争论的游戏中，疯狂得自我摧残。
哲学本意是“爱智慧”人类爱智慧的原因就在于，智慧能使人类生命的价值明确，生命的美感增加，生命的境界提升，而不是唆使人类互相残杀，走向灭亡。因此，面对真正的智慧，人类总是容易产生共鸣，而不需要被强迫，甚至被暴力强制接受。真正的智慧也不需要用各种名词包装，然后形成不可置疑的权威，让人们顶礼膜拜。过多名词的包装往往暗示着哲学思想的贫乏所造成的心虚，目的在于蛊惑人心。所以，近代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把哲学问题的争论叫做理智的蛊惑，把一些哲学家比作困在瓶子里的苍蝇，他说“哲学问题的形态是：我不知道出路在哪里”因此，维特根斯坦给自己规定了这样的任务——“哲学是一场反对用语言对理智进行蛊惑的战斗”维特根斯坦关于哲学的新概念赋予了哲学以批判或治疗的功能，人们往往把这种哲学称作“治疗型哲学”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纠正对语言的误解来消除哲学问题，而消除哲学问题的目的是为了匡正人们的思维方式，以求达到清晰的、健全的认识。
印度智者奥修同维特根斯坦一样，认为语言文字对人类的理智会有所蛊惑。他认为，很多哲学家只是生活在死的文字里，真正的智者会抛弃文字——那是尸体，而只带走它那活生生的脉动。智者是用“心的方式”去获得智慧，因为心对文字没有兴趣，它只对包含在文字里面的生命汁液有兴趣，它不会收集容器，它只会饮用里面的生命汁液，而将容器丢掉。为此，奥修对通过庞杂的语言建构哲学系统的黑格尔有所批评，他说：“如果你看到黑格尔的书，你就會发现，他企图把事情变得困难。他在当代德国被认为是最伟大的思想家，但当时光流逝，他的地位就越来越低——因为他的神秘性降低了。他说的很多都是废话，一个字可以说完的他偏要用一百页，他的句子很长，有时一句就占了一页，读到句尾你已记不起句首，你必须一再读它，因为他故弄玄虚。”奥修认为，真正的智者绝不故弄玄虚，而是简单纯粹的，跟生命一样简单、跟山与河一样简单、跟鸟与树一样简单。奥修在他的演讲中，讲过一则“蜈蚣和狐狸”的故事说：
蜈蚣用他的一百条腿走路，那就是他为什么叫百脚蜈蚣的缘故。用一百条腿走路是个奇迹，即使控制两条腿也是如此艰难！驾驭一百条腿真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蜈蚣一直在这样做！
一只狐狸变得好奇了。狐狸总是好奇的。在民间传说里，狐狸是头脑、学识、逻辑的象征。狐狸是伟大的哲学家，逻辑学家。这狐狸去看，她观察，她分析，她不能相信。她说“等一下！我有个问题。你是怎么弄的，你怎么知道哪条腿跟哪条腿？一百条腿！你走得这么娴熟。这种和谐是怎么发生的？”
蜈蚣说：“我走了一辈子，可从没想过这问题。给我一点时间想想。”
于是他闭上了眼晴，而他第一次变得分裂了：头脑作观察者，他自己被观察。蜈蚣第一次分成两半。他一直在生活、行走，他的生活是一个整体。没有观察者站在一边看着他自己，他从未分裂过，他一直是一个整体。现在，分裂第一次出现了。他正看着他自己，想着他自己。他变成了主体和客体，他分成两半了，然后他开始走。非常难，简直不可能。他跌倒了——因为你怎么能操作一百条腿呢？
狐狸嘲笑道：“我知道这必定很困难，我事先就知道。”
蜈蚣开始哭泣，含着眼泪说：“以前这一点也不难，但你弄出了问题。现在我再也不会走了。”
可怜的蜈蚣，他一直是幸福的，他根本没有问题。他生活、移动、爱，每一样事情都没有问题，因为头脑没有参与。头脑带着问题、带着疑问、带着探究进来了。你周围有许多狐狸，警惕他们－－你周围的哲学家、理论家、逻辑学家、教授－－－－这些狐狸，他们问你问题，他们弄出混乱。
这则故事意在说明，人们只要像蜈蚣一样，无心而为的生活，不听哲学家们的言辞狡辩，自然能生活得很美好，如果受到哲学家各种言辞的蛊惑，生活难免就会变得混乱起来。真正的智慧就在于享受当下的生命，摈弃庸人的自扰。
东方哲学家和西方哲学家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喜欢沉浸于名词言语的争论之中。中国近代思想家胡适在其文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中说过一段话：
二十年前，美国展望周报(the outlook)总编辑阿博特(lyman abbott)发表了一部自传，其第一篇里记他的父亲的谈话，说：“自古以来，凡哲学上和神学上的争论，十分之九都只是名词上的争论。”阿博特在这句话的后面加上一句评论，他说：“我父亲的话是不错的。但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他老人家的算术还有点小错。其实剩下的那十分之一，也还只是名词上的争论。
胡适经历了关于“全盘西化”的文化论战，感觉当时的中国人总喜欢在名词上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而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对中国现状的改变没有提出多少有建设性的意见。如果用胡适的这段话来对中国的哲学流派进行评论，也不无恰当。
中国先秦的哲学思想百花齐放，在众多哲学派系中出现了“名家”一派，喜欢在名词上争论，专门在字眼上钻牛角尖。名家的代表公孙龙、惠施等人提出了“白马非马”、“离坚白”、“卵有毛”、“蛙有尾”、“火不热”、“龟长于蛇”、“狗非犬”、“白狗黑”等奇言怪语，然后牵强附会得解释，直接在字面上把别人给绕晕。世俗百姓受到这些怪论的惊吓，往往就会在分辨事理上陷于迷惑了。所以，庄子书中对名家进行了批判：“桓团、公孙龙都是辩者一类的人，他们困惑别人的心思，改变别人的看法，能胜过别人的口，却不能折服别人的心，这是辩者的局限。惠施每天用他的智巧与人辩论，专门与天下的辩者制造一些怪论把违反人情的事说得像真的，想要博取胜过别人的名声，所以与众人无法相处。德行修养不够，物质欲望太强，他的路是走不通的。从天地之道来看惠施的才干，他就像一只蚊子、一只牛虻那样劳碌，但对于万物有什么作用呢！”庄子一书中，经常会有道家的庄子和名家的惠施进行辩论的场景，以善辩著称的惠施总是辩不过庄子，根本原因就在于庄子突破了名词的外相，探究到了究竟智慧，也就是道家所说的“道”“道”是万物的来源与归宿，万物都在“道”里形成一个整体。明“道”之人觉悟万物相通，本为一体，就不会计较名称的改变了。这种“道”绝不是丰富的言语所能形容和混淆的，正如庄子所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即：天地有全然的美妙，却不发一言；四时有明显的规律，却不必商议；万物有既定的道理，却不加说明。从“道”出发，庄子立刻能找到惠施言辞中的缺陷，瞬间把他驳倒。明白了这种“道”就可看破名词的外相，体察到究竟智慧，于是便可“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即：大道不需说明，大辩不需言语。过多名词上的辩论，只会蛊惑头脑，迷乱人心。
庄子“道”的思想来源于老子，老子更加强调语言对究竟智慧可能产生的遮蔽，老子开篇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即：道，可以用言语表述的，就不是永恒的道。名，可以用名称界定的就不是恒久的名。在老子全篇81章中，对“言”的否定更是不止一处，例如“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等等。可见，在老子、庄子看来，过多的名词和言语争论，很难反映出万物真实的本质。
先秦哲学家喜欢名词辩论的习气，到了宋明理学时期，又有所扬起。宋明理学家从儒释道三家中汲取了文化的养分，然后以儒家正统做标榜，回头对道家和佛家进行猛烈的抨击，饮水忘了掘井人，这多少有些不太地道。从宋朝到明朝，几百年间，众多学者发明出“理”、“气”、“心”、“性”、“命”、“气质之性”、“天地之性”等词语，并在这些词语概念上扯来扯去，互相较劲，玩文字游戏，乃至把他们所认为是正统的儒家思想也搞得混杂不清，分割成不成整体，甚至前后矛盾的哲学流派，给后世学者增添了不少拨乱反正、披沙拣金的工作量。明末哲学家方以智曾对宋明理学的一些概念进行评价说：“气也，理也，太极也，自然也，心宗也，一也，皆不得已而立之名字也。”不得已者，何也？可能多是为了自立门户，招纳弟子，名利双收吧。孔子如果在天有知，面对这些自称继承了儒家正统的宋明理学家们的无聊分类和争论，只能倍感无奈，会禁不住再次发出“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感叹。
反倒是宋明理学家所喜欢批判的佛家，对言辞和概念的作用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佛门中有“不可说”之说，意思是说，对于生命和宇宙的真相，只有切身去修行，去实证，仿佛“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悟透之后，自可体会到“不可思议”之境界，而这种境界是言语所无法完全描绘出来的。佛门中流传一个很美的故事：
据说有一次，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说法，他拿着一朵花，面对大家，一言不发，这时听众们面面相觑，不知所以。只有迦叶会心一笑。于是释迦牟尼便高兴地说：“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何须多言，一花一笑间，迦叶悟道了，这就是禅宗所谓“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传道方法。
话又说回来，哲学毕竟是一门探究智慧的学问，而哲学家也毕竟是一批爱智慧的人，虽然他们不免时时受到名词的约束，受到言语的蛊惑，但相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哲学家探究智慧的虔诚精神还是很值得嘉许的。在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今天，普通大众更是完全生活在名词争论的世界之中，远离究竟智慧。看看我们每天的生活方式，完成一天毫无生趣的工作之后，我们眼中所见，耳中所闻，不是电影宣扬的暴力和欲望，就是电视播放的扯皮和跟自己毫无干系的杂乱新闻，或者是娱乐主持人的打屁和闲扯。一个个彩色的画面一闪而过，一句句无聊的话语不停钻进我们的耳朵，在这种交替繁忙中，我们的头脑没有丝毫的思考空间，我们似乎已经成了言语和画面的俘虏。即使有些人意识到了生命的缺失，想拿起一本书来吸收精神的养分，却发现作者的精神世界比自己还困乏和空虚。有一个数据显示，在中国大陆每年有28万种出版品，换句话说，就是每天有七八百本书出版，而这些书籍中，绝大部分都是垃圾文字
这样看来，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对我们人类来说，真不知是福还是祸。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限制各类媒体的声光化电对人类思想空间的侵犯和霸占，人类面对的必然是祸不是福。但是，媒体的力量又是如此强大，无处不在，根本无法消灭，以目前情况来说，唯一的方法就是提升媒体的质量，让内容少一些扯皮，多一些思想，少一些浮浅，多一些深度，我想，这也是近期中文大师李敖频频上媒体呼吁电视节目要“深度化”并不惜同娱乐圈名流小s扛上的主要原因吧！
希望在未来的世界中，人脑要保持一片独立的思想空间，不要被电脑所统治，否则，人类何谈能够获得究竟的智慧，甚至连追求智慧的权利、参加名词争论的资格都没有了。